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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柴油机被凶猛的胶皮火烧得吱吱怪叫，母亲趁热摇车，柴油机嘭嘭地响了几声，一股黑烟从烟筒里冒出来。我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尽管我盼望着她永远发动不起来这车。柴油机响了几声又截了气。母亲拔出点火栓，重新换了火种，然后又是一阵猛摇。柴油机终于发疯般地叫起来，母亲用手加大了油门，飞轮高速运转，看起来竟像木然不动似的，但机器的颤抖和烟筒里打出的黑烟告诉我这一次是真的发动起来了。在这个滴水成冰的上午，我必须跟着她去县城，沿着结了冰的道路，迎着刺骨的寒风。母亲进了屋，穿上了她那件白板子羊皮袄，腰上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头上戴了一个黑色狗皮帽子，手里提着一条灰线毯子。这条毯子当然也是我们收来的废品，母亲的皮袄、皮带、皮帽子也是废品。她将毯子扔到高高的车顶上，那里是我的位置，毯子是我避寒的物品。母亲坐到驾驶座上，吩咐我去打开宽大的大门。母亲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这个村子建立百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气派的大门。这是两扇用厚达一厘米的钢板和坚硬的三角铁焊起来的大门，机关枪也未必能打透。大门上刷了一层黑漆，还安装了两个黄铜的兽环。这样的大门让村子里的人敬畏，令叫花子望而却步。我开了那把母亲的铜锁，使足了劲儿将大门往两边拉开，街上的冷风猛地灌了进来，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凉透了。我顾不上考虑冷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约有四五岁的小女孩，从牛贩子们牵着牛进村的方向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然后便是嗵嗵地狂跳，还没看清他的面孔我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
五年不见，朝思暮想，每一次都把父亲的归来想象得轰轰烈烈，但父亲真的归来竟然是这样的普通平常。他没戴帽子，一头油腻的乱发上沾着几根麦秸草，那个小女孩头发上也沾着麦秸草，仿佛他们是刚从麦草垛里钻出来的。父亲的脸有些浮肿，耳朵上长满冻疮，下巴上生着一些黑白夹杂的胡须。他的右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帆布挎包，挎包的背带上拴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他穿着一件油腻发亮的旧式军用大衣，胸前的棕色扣子掉了两个，但缝扣子的线头还在，扣子的痕迹清晰可见。他穿着一条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高的牛皮靴子，这双靴子有八成新，几乎装到了他的膝盖，虽然靴面上沾着黄泥，但子部分光亮如漆。父亲的高皮靴让我一下子就回忆起了他往昔的光荣，如果没有这双靴子，那天早晨，他在我的心目中就会暗淡无光。那个牵着父亲的手跌跌撞撞地小跑着的女孩头戴着一顶红绒线织成的小帽，帽顶上簇着一个蓬松的绒球，随着她的跑动那绒球毫无规则地跳跃。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酱红色羽绒服，衣服的下摆几乎垂到了脚面，这件大衣服使她像一个吹涨了的皮球，使她的跑动像皮球的滚动。女孩面色很黑，双眼很大，睫毛很长，两道浓密得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眉毛在鼻梁上方几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漆黑的直线。她的眼睛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的相好--母亲的仇敌--野骡子。我对野骡子不但不恨，甚至很有好感，在她与父亲逃跑之前，我最喜欢到她的小酒馆里去玩，我在她那里能够吃到肉是我对她有好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我感到她对我很亲，当我知道了她是父亲的相好之后，更是感到了一种异样的亲情。
我没有喊叫，也没有像我多次想象的那样，见到他后就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向他诉说他走后我所遭受的苦难。我也没有向母亲通报他的到来。我只是闪到大门一侧，僵硬地站着，像一个麻木的哨兵。母亲看到大门洞开后，双手扶住车把，将小山般的拖拉机开了过来。就在她将车头对准了大门洞子时，父亲牵着那个小女孩正好也到了大门外边。父亲用很不自信的腔调喊了一声：
“小通？”
我没有回答，我的目光盯着母亲的脸。我看到她的脸突然变白了，眼光好像结了冰似的停止了流动；手扶拖拉机像匹瞎马，一头撞到了大门楼子的角墙上；然后她就像一只被枪子儿打中的鸟，从驾驶座上滑了下来。
父亲怔了片刻，嘴咧开，龇出焦黄的牙；嘴闭上，遮住焦黄的牙；然后再咧开然后再闭上。他用一种歉疚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要从我这里得到帮助。我慌忙将眼睛避开了。我看到他将挎包放在地上，松开握着小女孩的手，犹豫不决地向母亲走去。他走到母亲身前时又回头望了我一眼，我再次避开他的眼睛。他终于在母亲面前弯下了腰，将坐在车下的母亲架了起来。母亲的目光还是冻的，她茫然地望着父亲的脸，好像打量一个陌生人。父亲咧嘴龇牙，闭嘴遮牙，喉咙里发出吭吭的声音。母亲突然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抓了一把。然后她从父亲的怀里挣出来，转身向屋子里跑去。她的腿好像被抽了骨头，看样子软弱得像面条。她的奔跑歪歪斜斜，拖泥带水。她跑进我们的大瓦房，响亮地关上房门，因为用力过猛，一块玻璃被震荡下来，掉在地上，跌得粉碎。屋子里没有动静，片刻之后，爆发了一声笔直的长嚎，然后才是曲折的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