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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没背婴儿，婴儿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递出一个木凳，让他在门口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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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头四处找我母亲，登报，派手下人专门到母亲家乡忠县寻找，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回自己家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匆匆办完喜事，安了一个家，自己一人回了重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不到我母亲，就断定她已远走它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艳丽的舞女在作鬼，她买通他手下人，不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见过一个浓妆的女人，母亲没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战胜利的喧嚣早已被国共两党内战的炮声取代。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地盘，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人心浮动。袍哥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妻子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情形就不一样了。
父亲言少语拙，他只能靠行动，让母亲相信他的真心诚意，下定决心请求母亲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不象其他唾涎母亲的男人，他不怕杀人如家常便饭的袍哥头。不过也可能父亲是个外乡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会的厉害。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
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二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浪漫。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的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日本投降时，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富贵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父亲不在照片上，母亲抱了大姐，端坐于一花台边。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给平淡黑白照片上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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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么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字的瓜葛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么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在大姐脸上，想象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会是个什么模样？他不象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担，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母亲被吓坏了。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党。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罗、小流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流氓头子罢了，这有啥子值得说的？”我不以为然地说：“幸亏妈妈抱你出走，否则，解放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我想煞煞大姐的傲气。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
“你说得有点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说：“哪条道，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火蔓延着，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临时板棚，吹到热风就着火。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贫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大人寻找孩子，孩子寻找大人。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