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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我也险些在这个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被称作“打砸抢分子”。在派性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象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坍，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涌，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鬼祟地咬着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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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长江涨大水，又下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篷，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在那时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窜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俱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份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一人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糊糊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粮食与物质粮食之间做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倒，浓淡不一。我身边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二角钱一个，二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的脸从脸颊一定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票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皱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也是的，沾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