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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温柔地一笑，“两星期不见，你瘦得这么厉害。”
“怎么会呢？”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很瘦吗？”
我把脸朝向玻璃墙外，餐厅从一开始对着花园饭店的位置又重新转回来了。眼前矗立着花园扁平微曲的造型，像大外飞来的ufo。
“我的男朋友又开始吸毒了，他好像下了决心，终有一天我会失去他。”我轻声说，凝视着马克如蓝色多瑙河的眼睛，“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上帝才会这样惩罚我？”
“不，你没有做错什么，”他肯定地说。
“也许我不该遇上你，不该去你的家上你的床。”我略带讥讽地笑了笑，“而这一次找出来见你，我还是撒了谎。虽然他能猜到，但我永远做不到对他坦白，把那一层纸捅破不仅艰难，而且太无耻了。”我说着，沉默。
“可我们这么默契，我们迷恋着对方。”
“好了，不说这个了，干了这杯酒。”我们都一口喝光了杯中的红酒，酒精真是个好东西，温暖你的胃，驱除你血液中的冷寂，无处不在地陪伴着你。鲜花、美女、银质餐具、美味佳肴包围着每一个食客，乐队演奏起《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音乐，而我们所在这艘浮在空中的大船不会沉没。
因为这城市属于夜晚的快乐永不会沉没。
我们坐在飞驰的车子里，巡游夜上海，每一条散满梧桐绿叶的街道，每一个灯光明亮、优雅迷人的咖啡馆、餐馆，每一幢华美得令人不能呼吸的现在楼厦。一路接吻，他把车子开得飞快又危险，在这种刺激的边缘，纵情缠绵就像在刀刃上跳舞，又痛又快乐。
在五原路永福路口，我们被一辆警车拦住。“这是单行道，不能逆向开。知道吗？”一个声音粗鲁地说。
然后他们嗅到了酒气，“啊，居然还酒后驾车。”我和马克装作听不懂一句中文，我们像无厘头一样用英语和警察开玩笑，直到一束手电光打过来，然后有人叫了声：“倪可，居然是你！”
我醉醺醺地把脑袋伸到车窗外，定睛看了半天，才认出是马建军，马当娜的前男友之一。我冲他做了个飞吻，“hello”，我依旧用英语说。然后看到马建军和另一个警察在边上嘀咕了一会儿，我似乎听到他说：“算了吧，那两个人刚从国外来，不懂这儿规矩，那女孩还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另一个警察又嘀咕了几句，我听不清，最后马克掏出100块钱算是罚款，马建军在我耳边说：“只能帮到这程度，100块还是打了半折的。”
车子继续上路，我们大笑一阵，笑过之后我说，“什么都没意思，回你那儿吧。”
忘了一夜之间跟他做了多少次爱，一直到最后连用润滑剂也都觉得疼痛难忍了。他像个野兽一样毫不留情，像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像个歹徒一样弄得我酸痛不已。可我们还是继续施虐与受虐。
我说过，女人喜欢在床上遇到脸上挂长统靴的法西斯分子。脱离了头脑，肉体还有它自身的记忆存在，它用一套精密的生理体系保存着每一个与异性接触的记忆，即使岁月飞逝，一切成为过去，但这种性爱记忆仍会以经久不衰的奇异光辉朝内里发展，在梦中，在深思冥想中，在街上行走时，在读一本书时，在与陌生人交谈时，在同另一个男人做爱时，这时记忆会突然之间跳出来，我能数出今生中曾有过的男人……
在向他告别时，我把这层意思跟马克说了，马克紧紧抱住我，湿湿的睫毛刷过我的腮，我不想看一个即将分手的男人眼中的潮湿。
我提着一个大大的包，里面塞满了马克送我的唱片、衣服、书、饰物，这些让我发疯的爱的垃圾啊！
我平静地和他招手说再见。出租车的门关上了，他冲动地跑过来，“你真的不想送我去机场吗？”
“不。”我摇摇头。
他揪了揪自己的头发，“剩下的三个小时我怎么打发？我怕自己又会坐车来找你。”
“你不会的，”我对他微笑，身体却像风中的落英那样颤抖，“你可以给伊娃打电话，给其他你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回忆你家人的脸吧，他们会在十几个小时后出现在你面前，他们会在机场接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