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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我就往楼下跳吧，”女孩笑起来，抓住栏杆作势要爬出去。他一把抱住她，吻着她。支离破碎的情欲找不到一条流淌的通道，爱情造成的幻觉，肉体不能企及的奇迹，还有被冥冥中的神驱赶着失败但狂欢着的幽灵。所有粉尘扑向我们，粘住了我和我的爱的咽喉。
凌晨3点，我蜷缩在宽大而舒适的床上，注视着旁边的天天，他已经入睡或者假装入睡了，房间里有种别样的宁静。他的自画像挂在钢琴的上方，是一张毫无暇疵的面孔，谁能拒绝爱这样一张脸？这灵魂的爱一直撕裂着我们的肉体。
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读，让自己飞，飞进性高潮的泥淖里，想象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
三、我有一个梦
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伊芙·泰勒
一个女人选择写作这个职业，
多半是为了在男权社会里给自己一个阶层。
——艾瑞卡·琼
我是这样一个人，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5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滟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如可可·夏奈尔的长脖子）。而在我自己眼里，我是个很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尽管有朝一日可能会推也推不掉地成为名女人。
我的曾祖母在世时经常说，“人的命运好比一根风筝线，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天上。上天入地都逃不过这命的，”或者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
她是一个头发雪白，个子小小的老年人，像白线团一样终日坐在一把摇椅上，据说很多人相信她有特异通灵能力，曾经成功预测过1987年那次上海3级小地震，也准确地在死前3天向家人通告了她的死期。她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父母家的墙壁上，他们认为她继续在保佑全家。也正是我的曾祖母预言了我会成为舞文弄墨的才女，文曲星照在我头顶，墨水充满了我的肚子，她说我终将出人头地。
在大学里我经常给一些我暗恋的对象写信，那些情书声情并茂，几乎使我出手必胜。在杂志社里我采写的人物故事像小说一样情节曲折、语言优美，以至于经常使真的变得像假的，假的变得像真的。
在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浪费我的写作天才后，我辞了那份高薪的工作，为此我的父母对我再次感到绝望，当初还是我父亲四处托人才得到那份工作的。
“你这小孩到底是不是我生的？怎么老是头上长角脚上长刺？你说你折腾来折腾去为了个什么呢？”妈妈说。她是个柔美而憔悴的女人，她把她的一生都花在给丈夫烫衬衣给女儿寻找一条幸福大道上，她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也绝不能容忍女孩子穿紧身t恤时不穿胸罩故意露出乳头的形状。
“终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人活在世上安稳踏实最重要，人家张爱玲也说，人生还是以安稳做底子的。”爸爸说，他知道我喜欢张爱玲。爸爸是个微胖的喜欢抽雪茄喜欢和年轻人谈心的大学历史系教授，风度翩翩，从小就对我溺爱有加，在我3岁的时候就训练我欣赏“波西米亚人”这样的歌剧。他总是担心我长大后会被色狼骗色骗心，他说我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宝贝，我应该慎重地对待男人，不要为了男人哭泣。
“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隔了100条代沟。还是互相尊重，不要强求算了。反正说也白说的。我25岁了，我要成为作家，虽然这个职业现在挺过时的，但我会让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我说。
在遇到天天后我决定搬出去，家里又是一阵轩然大波，可以把太平洋掀翻。
“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好是坏你走着瞧吧，就当没养你这个小孩。”妈妈几乎是尖叫着说，脸上有种被狠狠打了一拳的表情。
“你让你妈妈伤心了，”爸爸说，“我也很灰心，你这样的女孩最后要吃亏的。听你说那个男孩的家庭古怪，他父亲死得不明不白，那么他本人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