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没有中学，妹妹晓旭过两年也要到镇上来念。我回教室收拾了书包回家，一路上闭着眼睛都止不住眼泪放肆地流淌，没有回头再看学校一眼，那地方不属于我，不属于一个无法吃饱的孩子。
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两年后妹妹到镇上去读书，最少要他每天不饿着肚子。到家眼泪已经干了，对母亲说不再读书，没说原因，只说不想再去。
母亲是个文盲，不懂什么人生理想，一生中也没见过亲戚朋友谁曾念了大学，默然由我，教我怎样做饭，怎样在衣服的破损处缝上补丁。
几天后学校里的老师来家访，拿了几张我满分的试卷和获奖的作文给母亲看，希望母亲答应我再回去学校，母亲把那些拿在手里，唯唯诺诺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从厨房走过去，告诉老师说对不起，是我自己不想再读。那天没有哭，懒懒地看老师的无奈，感觉其实无所谓。我想，收了书包回家的那天，我已经长大了。
接下来的两年，跟过舅舅去省城干建筑，做不了太重的活，和那些比我大几岁的女工们一起在新建的楼房里往墙上刷涂料，一天也能做完几十近百个平方。
并没能挣到什么钱给家里，工头是舅舅，我不能像别的工人那样每个月逼着舅舅结算工钱。知道舅舅不容易，从穷家里走出来手里没什么资本，说起来是工头，有时候比工人还难。
舅舅没等到兑现他发了财给我双倍工资的诺言就草草收工了，工地上摔死了个工人，前前后后赔了十多万，奋斗了两年刚有些起色的舅舅彻底破产。
回去家乡，某日舅舅眼圈红红的，说对不起我。我摇摇头，陪着他哭，并不想着自己的工钱，而是担心他年纪轻轻背了那么重的债，以后怎么样才能再翻身。
没在家闲太久，跟了同村的两个女孩儿到广东打工，刚满了十六岁。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之前两年毕竟是跟着自己的舅舅。离开时世代务农的父母不曾有独自在外的经验传授我，只靠自己去闯。
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经验，只能做最简单的，在餐馆当服务员，每天择菜洗碗，客人走后打扫卫生，包食宿每个月拿二百元。
对我也就够了，基本上月月可以二百元拿回家，我用不着花钱。其实女孩子在餐馆做事名声很不好，因为城里的餐馆中大多有小姐，今天的社会小姐已经变成个让人极度反感的词，你在街上大声叫一个女孩子为小姐，她如果脾气不好可能会冲上来抽你。
我们所在的那间餐馆里也有一群小姐，不用像我们干杂活的工人一样择菜洗碗收拾卫生，每天从早忙到晚，她们只在客人来了陪他们喝酒吃饭，日子轻松而颓废。
常常在一旁偷偷看她们浓妆艳抹，惊讶她们出手大方，钞票一张一张甩出去似乎那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看不惯她们在男人堆里撒娇卖笑的疯像、偶尔喝醉胡言乱语丑态百出的样子，深知自己和她们不是同类，在远远的地方看，极少与她们交谈。
有一天，一同从村里出来打工的李娜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问我：“老板娘给你说了没有？”
我有些奇怪她的样子：“说什么？”
李娜脸红红地告诉我：“老板娘昨天说，如果愿意陪客人吃饭，工资每个月能拿五百。”
被她吓了一跳，“不行”两个字脱口而出。我望着李娜的眼睛，心想这个王娜是怎么了，刚来三个月，就忘记了我们曾经在村口发过的誓言吗？“自尊自重，洁身自爱，绝不被肮脏的城市污染。”
这一句话，走出村子的时候，我们三个农村女孩都郑重地面对着自己村子说过，没有其他人听见，但是我们自己听见了，说出口的时候都深深被彼此鼓舞，确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