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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

　　这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弟，成了中国的"后门人物"，可以与警方交涉押放罪犯的恶讼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任何问题，从分配房屋到调动工作，直到进出口贸易。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圈子内的社交网满足此种要求，而不必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即便是香港的商人，为了急于要与中国订立理想的商业合同，也首先得向这些时髦青年"进贡"。一般常见的是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以使他们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走私黄金、白银及出口中国文物，又把电视机、录音机及手表等再贩回中国。
　　"回答！回答！"那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大声叫嚷着。我看看他，又掉眼看看审问员。但后者却只顾盯着自个眼前的文件，看得出那青年中途打断他的话语，令他很不高兴。
　　"我笑，是因为这事很滑稽。"我说。
　　"什么滑稽？"他问。
　　"整个会场。""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出吗？陶方在说谎，而且说得很拙劣。但你们却信了他的谎言，还要让他回家去与家人团聚。那不是很滑稽吗？""陶方没有说谎。""没有？那么你意思就是，他果真是个特务了？如此看来，你们不把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判死刑或重刑，反倒把他放回家去，那不是更滑稽了？""别去管陶方，管管你自己吧？你想回家吗？""我当然想回家。我要求彻底平反。我要求政府在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不过我不愿说假话，我要根据事实真相来陈述一切。"我细细打量着这个衣冠楚楚，里面却只是一包草的青年，他怎么竟然觉察不到，我纵声大笑只是要破坏他精心策划的会场而已。忽地他跳起来，紧张地嚷叫着："低头，低头！把头低下。我不允许一个阶级敌人，两眼像探照灯那样盯着我。"坐在他边上的男人，肯定是个走狗的角色。他很快站起来，踱到我身边，伸手猛按我的头部。
　　"我习惯在对人讲话时，一定要看着他。如果我这样让你不自在了，那对不起了。你要我背对着你坐吗？"因为犯人的座椅是固定在地上不能搬动的，因此我只好转过身体，面朝着墙上的毛泽东像。我从眼梢角里瞥到那审问员咬住嘴唇在暗暗好笑。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英国特务？你愿交代吗？"那青年问。
　　"我不受任何人指使，我不是特务。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我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毫不含糊地说。
　　"你是个特务！"那青年怒冲冲地号叫着。
　　"我不是。"我摇摇头。
　　"我们有事实根据，证明你是特务。""那你把它摊出来。"我又转过脸去逼视着他。
　　"你听见你那老同事今天上午的揭发吗？""他们没有证据，仅是些被迫提出的指控。""你别着急，我们会给你具体的证据的。一点、二点、三点、四点……我们可以举出一长列你的所作所为。但待到那时，你再想要从宽处理，那可就太晚了。""假如真是一个特务，那就不能对之从宽处理。一个真正的特务，不管其交代与否，就是要枪毙。"我表态。
　　那审问员起身接着说；"现在回牢房去，把上午参加会议所听到的再回忆一下。它们并不全然是谎话，有些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说着他就出去了，看守再把我带回囚室。
　　在我回到女牢时，看到那厨房的女人围着白饭单，推着一辆堆得满满的饭盒的小车在送饭，饭盒里装着山芋。两个劳改女犯在一边帮着她。虢看见一片金黄色的山芋盒中，有两盒白米饭铺着青菜夹杂在其中，显然，还有一个囚犯也吃白米饭。
　　我刚刚回到囚房内，那份白米饭就从小窗洞里推进来。
　　我齿龈一直出血不止，因此吃饭前总先得嗽嗽口，否则吃进的东西总会有满罪血腥味。咀嚼对我，已是很感困难了。而所供的青菜，一般总是又老又硬，因此吃一顿饭，总要花掉我较长时间。因为还要还碗筷，所以我就在监狱小卖部里买了一只塑料小匙。我坐在床沿边，把米饭和青菜从饭盒里挖到杯子里，将饭盒和筷子洗干净后先还给厨房里的女人，然后开始用小匙，慢慢地享用我今天唯一的一顿米饭，细嚼缓咽着。我一边吃一边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我想虽然今天我接连挨打，还上了铐，但整整一天，我还是有收获的。我了解到过去公司旧职员的遭遇，也对自己的未来比较乐观。遗憾的是，他们中好多人都承受了不堪想象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些未见他们在大字报上签字的，也没有出来揭发我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近况怎样？他们是否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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