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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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不可以。我还没有判刑。如果判了刑,我就得去提篮桥,真的监狱。我当时是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一呆就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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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们就让她给我写"毛主席万岁",拿来给我看。这不算通信嘛。"毛主席万岁"有什么不能写的?让她写给我看,我就知道她没事。""不成。我们这没这个规矩。"说完,那人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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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上,换班了。我又喊"报告!"一连两三天,我问了好几个管理人员,他们都是这样说。我就越想越不对。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我觉得我的孩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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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监狱里有一个规矩,每个月十号,家属可以送东西来,每月一次。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一直以来,一到十号这一天,我就情绪低落。因为听著别人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有人送东西,让他们签收据。我却没有一个亲人来。没一个人给我送东西。我妹妹在上海,就是那个共产党员妹妹,我女儿也在上海。怎么都不给我送东西?我想,可能她们是想和我划清界线,宁可不给我送东西。但是,我也想,不见得关在里面的那么多人,家人就不跟他们划清界线,也许有的人也是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于共产党员,他们怎么都可以送东西呢?所以,我一直脑子里有这么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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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她是不在了。所以我出来一看,是我的干女儿,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著出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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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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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后来这件事情的真相有没有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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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们只说是"迫害致死"这话怎么解释都行。而且,他们等我离开中国(也没有说出真相)。直到我在香港,看见《大公报》(我特别关心中国的事,在香港我还订《大公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订过《人民日报》,现在我才不看大陆的报纸了),那时形势转变了,她那个当医生的同学,才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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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打开《大公报》一看(当时我离开中国才九天),《大公报》就登出来: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人叫胡永年的,他是个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队的成员,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郑梅平。报上把郑梅平的名字也登了出来。我当时马上就明白了。我临走以前,一直盯著公安局,要求他们把梅平的案子弄清楚。他们跟我讲:你放心,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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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我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已经逮捕了这些人(不可能八天就把这个案子搞清楚)。为什么他们等我走了以后才公布出来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地给我护照,让我出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审的时候他们不希望我在场,因为《大公报》的报道说,受害的人,都是"迫害致死",六个青年都是出身不好的。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属除我以外,都在公审现场,凶手胡永年被判死刑,是缓刑,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个结论。他们就知道,假如我在那里,我就不会拥护,我会站起来,要求判死刑,立即执行。因为中国的法律,凡是杀人犯都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结果,这个人在一九九五年,就被放出来了。他从八○年到九五年坐了十五年监狱,我那时候还订《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报道,胡永年被放出来了,他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到监狱门口去接他。胡永年,这个人的名字我至死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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