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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刑警分析道：“对方自称是‘我们’，但我觉得绑匪就是他一个，没有其他同伙。”
“哦？”王格东好奇地看他一眼，道，“为什么这样认为？”
“绑匪说他是绑架的中间人，江小兵不在他身边，但割耳朵煮熟那一回，对方又称这件事让他很恶心。如果江小兵不在他身边，而在另一个窝点的其他同伙处，那么他怎么割下江小兵耳朵的，又哪会觉得恶心？这说明所谓的中间人是假的，江小兵就在他身旁，他自称‘我们’，只是为了壮大声势，装腔作势。”
另一人反驳道：“你这个分析不对，我记得绑匪第一次要割耳朵前，电话里说他们要商量一下，挂断电话后，过了几分钟才重新打过来问江小兵的耳朵是不是有颗大黑痣。这表明江小兵确实不在中间人身旁，他先打了电话给其他绑匪确认后才说的。至于绑匪说的恶心，不是指割耳朵这件事，是指把耳朵放在望江路上。江小兵的耳朵，是绑匪的同伙在其他地方割的。随后同伙把耳朵交给他，他把耳朵装盒子里，放望江路上。”
老刑警道：“可是如果说，江小兵在其他同伙手里，为什么同伙割下耳朵煮熟了，先交给中间人，再由中间人来安放，不是同伙直接放到望江路上？”
这人道：“这说明绑匪有严密的分工合作，其他人只负责控制江小兵，所有的与外界接触，都由这位中间人来完成。即便中间人被抓，他们手中依然控制着人质，能与我们警方周旋。”
听了他的话，老刑警暂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因为他们目前所有的猜测，依据的都是这个“中间人”的所有对话，此人的话里有几分真几分假，根本没法断定。
王格东对他们的观点，觉得都有几分道理，与绑匪通话中，他自称是“我们”，又称自己是中间人，江小兵不在他身旁。但江小兵耳朵至少他是见过的，也是他安放在望江路上的。如果绑匪真有如此严谨的分工合作，看来对方有点来头，案子不是那么容易破的。
思索一番，王格东道：“目前仅有的线索依据只是我们跟绑匪进行的几次通话，仅凭这些，还无法完全判断绑匪究竟有几个人。我们姑且从最坏情况考虑，相信绑匪说的，他是中间人，另有团伙在控制着江小兵。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找出绑匪的位置。无论是这个中间人，还是控制江小兵的其他团伙，只要找到其中一处，就能一举抓获这帮匪徒。嗯……还是按步骤来吧，林队，你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江小兵失踪的情况。”
林杰站起身，安排投影仪在墙上投出一幅地图，他拿着天线杆介绍：“江小兵是进入这条长度四百多米的安乐路后失踪的。大家可以看到，安乐路的地形比较利于我们警方的破案。这条路上，一边是河道，河道很深，绑匪不可能从河道出入。另一边是居民楼和店面屋，共一百多户人家，整排沿街房屋，背后是片绿地和已拆迁路段，房屋中间没有隔断，也没有其他小路进出。而在安乐路的两头，分别有一个监控探头，也就是说，整条安乐路是个封闭区间。绑匪作案，也必然经过监控探头。虽然案发是晚上，两个监控的清晰度都不好，但我们初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只发现江小兵从西面这个探头进入后，再没从任何一个探头出去。那么绑匪让江小兵这样一个大活人，从安乐路这个封闭区域内消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用车把江小兵装上后带走了。二是绑匪的窝点就在安乐路一侧房屋的某一间内。”
王格东补充道：“绑匪的窝点就在安乐路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经过我们的前期侦查，得知江小兵的回家路线不固定，大部分时候都跟其他同学绕外面的大路回家，很少会穿过安乐路。如果绑匪的窝点就在安乐路上，他要绑架江小兵需要等待三个条件。一是江小兵落单；二是江小兵选择走安乐路回家；三是安乐路当时没有其他行人。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概率很低。所以我考虑，绑匪想提前在安乐路上租下房子，等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绑架江小兵，造成江小兵凭空消失的假象，得等到猴年马月了，这种犯罪可能性很小。所以绑匪更应该是用车把江小兵带出监控的。”
大家对王格东的分析都很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