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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医生很权威地点了点头,然后叫了几声病人的名字,胖子仍没反应。吴医生在病历上记了些什么,我们便进了另一间病房。
病房里没人。护士长汇报说:“27床,呆在房里仍然烦躁,但尚无攻击行为。按照您的允许,让他到楼外花坛一带散步去了,有护士跟着他,但不能离他太近,他希望没有监视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花坛边遇见的那个病人,便对吴医生说:“这人很有趣,说的话像诗一样,我刚才遇见了的。”
吴医生淡淡一笑,对我说:“白日梦,这是病人常有的现象。”
我们来到又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瘦高个。见我们进来,他便主动问道:“吴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呢?”
“快了快了!”吴医生爽快地答道,“想一想,如果遇见路上的陌生人,还害怕吗?”
男孩犹豫地回答说:“可能不会害怕了,也许,有时候,唉,我也说不清楚。”
“再有几天,你妈妈就回来了。”吴医生告诉男孩说,“那时,你就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之前,我得和你妈妈好好谈一次话。小伙子,你快好了。”
护士长和护士在旁边也很高兴,看着病人病愈出院,对她们也是一种享受。
走出病房时,吴医生对我说:“这男孩在路上老产生恐怖感觉,实际上是孤独造成的,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是想用这种病的方式将母亲留在身边。他两岁时死了父亲,一直被母亲带大,可母亲去年到深圳工作去了,留他一人在内地,他就崩溃了。”
吴医生的这个判断让我折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能得到最真实的解释呢?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主动地从走廊上跑过来,拉住吴医生的白大褂说:“医生,我缺营养。医生,我缺营养。我在王保管那儿还有五十元钱,替我买五斤猪肘子、五斤香蕉。医生,我缺营养,医生……”
“知道了,知道了,”吴医生拍拍他的头说,“回到你病房去吧,快点,回去。”
那病人很不情愿地向他的病房退去。我差点笑出来,但随即感到沉重。确实,当理性的光芒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熄灭以后,他所呈现的混乱状态,是多么需要救助啊。
我想到了那间黑屋子,在它还做病房使用的日子里,死在里面的病人在自杀前,是比正常人更轻松还是更痛苦呢?我不得而知。并且,我想去看看那间屋子的愿望也落了空。因为那屋子在二楼,二楼是女病区,吴医生告诉我,女病区的查房是在上午9点,他早去过了。
我们从男病区出来,已是下午5点了,走廊上已很幽暗,从屋檐望出去,天空飞动着乌云。我向吴医生告辞,他说,要下雨了,你带把雨伞走吧。我心里无端地“格登”了一下,望了望天说,不用了,还来得及。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楼房,在天空下作了个深呼吸,空气已显潮湿,今夜看来又有一场大雨。
俗话说,久走夜路必碰鬼。这句话在我身上真是应了验。本来,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正顺畅,发生在医学院里的十四年前的惊悚往事让我在写作时也有些心悸。但是,更让我心悸的事却在现实中发生了。雷雨之夜,一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大汉登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并给我描绘了董枫在医院黑屋子外的恐怖遭遇。
然而,当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在暴雨来临前夕赶到董枫家时,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董枫听完我的叙述后,惊讶地大叫:“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呀!严永桥,我的丈夫?桥梁工程师?天哪,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顿觉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浮动着昨晚的不速之客,他的高大个子、疲惫的面容还有捏在手里的那把黑雨伞,组成一幅怪诞的画面在我眼前旋转起来。
“余老师,你怎么了?”我听见董枫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杯水,茫然地问道:“那是个什么人呢?”
幸好二十六岁的董枫真没结过婚,不然,我在混乱中会把那人想像为董枫死去的丈夫。董枫作证,她没结过婚,也没有男友,更不认识他妈的什么桥梁工程师。
昨夜,那个提黑雨伞的家伙离开我家时,我真该悄悄跟踪下去。如果他是个人,就会有重量,就会踩得楼梯发响,就会有脚印,并且,还会咳嗽,还会吐痰……可惜我当时没这种想法,现在除了头脑中还留着那人的影子外,什么可靠的凭据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