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常的互助组织，是让受创伤者在一个相对舒适、有归属感的环境里，由专业人士引导，在彼此正向反馈中疏导压力，接受事实，慢慢走出小圈子，回到正常的生活里，而不是让他们互相沉浸于对方的负面反馈，加重和外界的隔阂，最后发展成一个封闭、孤立、抹杀了独立意识的小团体。”
“关于群体性心理研究的文献很多，著名的巴黎九月惨案、卢旺达大屠杀都是典型案例，而‘朗诵者’的发起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成功地构建了这样一个团体——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正义的，创伤性的过度警觉被不断加强，最初对于加害者的仇恨，会像一碗加满的水，溢出后，扩散到外界所有人身上——他们感觉到的不公平，都是社会的错，是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错，至于本该主持正义的警察，更是渎职无能，罪无可恕。”
“最后小团体以外的人被物化，可以轻易成为复仇的工具，即使伤及无辜，也被视作是复仇和正义之路上必要的牺牲，”费渡的目光扫向所有隐含愤怒的刑警，“但是‘复仇工具’和‘复仇对象’是不一样的，为了增加团体的凝聚力，他们必然存在一定的信仰，培养这种信仰则需要仪式感——例如对犯罪者‘以牙还牙’，死于他犯下的罪行。”
“你的意思是，朗诵者的发起人范思远，从他在第一次画册计划时杀第一个人开始，就设计了这个团体。”骆闻舟问，“杀人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凝视深渊’式的走火入魔。”
“不是，”费渡说，“这个团体构造稳定，成员精简，凝聚性强，非常忠诚，是范思远有意识地设计培养出来的，他最早当‘义务警察’，谋杀没有得到惩罚的嫌疑人，并不是出于义愤，如果范思远早接触过朱凤，应该意识到了精神病院里关着的那个人不是真凶，杀他是没有意义的。”
“朱凤闯进精神病院的时间和钱程最终被杀的时间很接近，”骆闻舟沉吟片刻，说，“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真凶听见朱凤的控诉，意识到自己换人的事并没有那么□□无缝，正好当时画册计划出事，所以他把这件案子浑水摸鱼进去——给人一种无意识的印象，钱程是被报复的对象，所以他就是真凶，后来的人们会先入为主，不会再仔细追究。”
肖海洋倏地跳了起来：“所以朱凤丈夫余斌的谋杀案，是当年市局的内鬼安排的！”
骆闻舟：“去查余斌生前和人们人接触过，学校、教过的学生，去过哪。”
肖海洋一跃而起。
这时，另一个刑警问：“骆队，当年的内鬼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我们要不要去盯着？”
骆闻舟还没来得及说话，费渡却看了一眼表。
“暂时不用，”费渡说，“时间差不多了，有人会去的。”
负责费渡的调查员送走人以后，人不住回去仔细翻看费渡的监控记录——时间很长，好几个小时和不同人闲聊，信息庞杂无序，他先是找到了和潘云腾有关的，从头到尾顺了一遍，果然如费渡所说，都是学生们莫名其妙的打听和问候，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调查员有些失望，正打算放弃，却隐约觉得有什么地方让他如鲠在喉。
再一次从头到尾梳理信息的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了什么，按下暂停回放。
屏幕上，费渡脸上闪过一丝有些微妙的神色，随后好像故作镇定似的发语音信息：“没听说，能有什么事？”
调查员愣了愣，随即他把费渡和这个“哲学家”的对话从头到尾重新放了一遍，然后叫来了技术人员——费渡没插耳机，听语音信息的时候也没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窃听器里直接都能听见手机听筒里隐约的男声，通过技术手段放大后，“哲学家”发过来的语音信息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