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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国很认真地听杨明说完：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在你朋友那里，已经看过你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不能不说你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条文去定罪，也许将来我们也会改变看法，但是现在不行，我们不能参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经验去给他定罪，这你是明白的。至于说到定罪，我们作为侦察机关只能尊重司法机关的判决。”
“我认为，这个问题才是曲宝源案子给我们留下的最难解之谜，也看出了我们法律的漏洞，对于这样一个分明以性为目的入室杀人的变态狂，我们却只能将他定罪为抢劫，连指控他犯有杀人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都不足，这不能不是法律的遗憾。”
“如果抛开我的职务，我也和你一样感到遗憾。因为我在现场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性的东西，凶手扎得被害人浑身都是伤口，还要重新摆放尸体，再摆放酒菜、扑克牌，尤其是两次都把外物插进下身、重新给被害人穿上连裤袜和高跟鞋，看到这些你能不震动不愤怒吗？可是，我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强烈感觉，却找不到具体的证据来说话。刑警的感觉只对于侦破有用，它永远不能变成给罪犯定罪的法律语言。我觉察到了这里的距离，我们不能给检察机关提供我们感觉到的东西，这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只能提供看到的东西。”
“侦破这个案子，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立国想了想：
“两个吧。一个是，自身的，害怕，恐惧。”
杨明张大了嘴巴惊讶地看着王立国，后来他说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王大队的脸色很难看，很不像他这么年轻的脸色，灰土土的，分明是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已经就要跌倒。
杨明仍然明知故问：
“你说谁害怕？”
“我。”
“你？”
“我从前破过的命案，都是寻找一个已经躲藏起来的凶手，不是现在这样继续顶风给你杀人的凶手。我害怕不能尽快破案，再死人。两周就是一条年轻女人的生命，这是一种什么概念？我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这么可怕过，两周一条人命！我常常想，幸亏他前两起未遂，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线索，如果他前两起也是既遂，没有活人见到过他，怕是这个案子死的人就不是翻一番了！你说我怎么不害怕？”
听了王立国的话我们才明白，这个案子让他经受的身心磨难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杨明想了想说：
“谁能没有恐惧？人人都有自己的恐惧。我记得，身经百战的美国将军巴顿说过，如果勇敢就是无所畏惧，那么我从未见过一位勇敢的人。一切人都会有所畏惧，越是智者越知道畏惧。尽管有所畏惧，却能驱迫自己勇往直前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从前我们破的命案大都是情杀、仇杀、财杀，我们可以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去寻找线索，曲宝源这个案子传统的侦破手法不能用了，变态不是常态，没有规律可言，所以到这个时候经验也没用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财杀、仇杀和情杀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被害人和凶手之间没有任何往来没有任何关系，无辜的被害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凶手为什么凭白无故地杀害她？对于凶手的具体作案动机，我们只能去猜测；他下一步要杀谁，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而且他伪造现场与以往的命案也不一样，一方面他抹掉了我们传统侦破手法所需要的痕迹，另一方面他又留下了更多的心理痕迹，侦破他这种案子明显还需要犯罪心理学家的参与。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比如你说到的，把外物插入女人下身是性交的代替手段，这就需要心理学家的判断。”
“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一个问题，美国犯人被判死刑后相当长时间不执行，有时要拖几十年，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去发现和掌握大量犯罪人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规律。可是我们，凡是这类大案都要从重、从快，罪犯很快被处决，犯罪心理学家也就失去了最好的临床研究标本。可以断言的是，这类变态的案子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的犯罪心理学研究却严重滞后，这种滞后的结果就使得你们搞侦破的越来越被动。”
“你说得很对。现在我们可以断定，今后这种变态杀人的案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从前只在那些发达的国家里才有这类案件，现在已经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近来，孩子的变态杀人也多起来，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却跟不上，我们在第一线的刑警只能凭着自己的摸索去干，这显然是很不够的，我也感到自己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