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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那些叙利亚人说去！我们干得很好，因为她的心脏又开始跳了！想想她在那边受的一次次拷打……”

　　“我想了。再做个采样。我把发病前后做个比较。反正她还昏迷不醒。”

　　几分钟后，我缓过来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呵护：躺在一张很舒服的床上，破天荒的是在病房里而不是走廊里。而且，是一个单间。

　　多夫，那个医生，还有三个另外的军医都在场，观察我的温度计，手里拿着笔记本。

　　“这回你是真的醒了吧？刚才你给我们来了好几次假象……醒醒，然后详细说说情况。我们马上带你去吃饭。”

　　我勉强睁开眼睛，低声说：“不要冰糕。”

　　“什么，冰糕！你没事吧？”

　　“行了，看来这不是幻觉。我真的回家了。”

　　医生笑了，不过这次是那种友好的笑，而不是藏有不好预兆的笑。

　　“看到了吧，嗯？你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至于你嘛，你把发生的事都抛到脑后，好吗？保证？”

　　我向他保证。我目送他离开，又满心忧虑了。我心想，这种情况谁又能安慰谁呢。

　　分析结果除了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之外，对于血样或者脊髓里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并没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结果。所以，为了搞清楚我被注射进去的成分配方，他们还得根据表面迹象做理论推断，逐个排查在我血样里出现或者没有出现的每一样东西。研究花了不少时间，总之是复杂得很。有时候，某些成分被找到了，但是根本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们认定是某种东西导致了某种症状，但在样本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成分。于是绞尽脑汁，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之间兜来兜去。也有一些成份潜伏在骨髓里没有发作，等进入血液之后就变得有毒性了。

　　如果不是非此不可，早就该放弃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这种化学酷刑的始作俑者索要配方。负责“行业对外关系”的人员通过土耳其人做了咨询，我们和他们有过协议——以物资的力量—

　　—而且他们没少用这类刑罚。没任何收获。他们只有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很奇怪的是，他们在我的血样里居然连“常规成分”也找不到。事情变得让人灰心。看来，我是落到了一个使用最新技术成果的人手中。那个混蛋说他们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看来并非诳语。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化学家和医生来说，“很有吸引力”。

　　他们对研究十分投入，对我这是个大大的安慰。

　　我试着用自己主动发病的方式来得到某种缓解。这能帮助我“排出”一部分毒素，否则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越来越痛苦的压迫感，直到突然爆发，这种爆发会毫无预兆，大白天，大街上，随时随地。

　　遗憾的是，医生担心这种方式会导致我的心脏和神经系统过度劳损。他们因此反对。我怀疑他们在找到解毒剂之前，并不希望我把它们排出来。我一点也不想做个试验老鼠，但我没的选择。

　　我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我感觉自己活生生的，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判了死刑。

　　管他医生怎么说呢，此时此刻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存的欲望。

　　2000年9 月的一个早晨，就在犹太新年的前夕，美国人突然来了。一支特种部队，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部队，来和我们一起训练，接受更加完备的反恐培训。现在难道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吗？热气蒸腾，我们在和酷暑对抗之下已经疲惫之极，正不耐烦地等着新年和赎罪日的长假。陪同任务有点无异于苦差使。拜“不合法”的Krav Maga 之赐，我被钦定了，和我同病相怜的有一个小组，归我指挥。

　　第一个任务自然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客人。可惜的是，疲乏使我们的态度正好走向了反面。我们其实满怀嫉妒，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未曾被残酷现实磨损过的天真态度，对和他们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观报酬，舒适的生活，以及从来不缺少的安全保障。还能指望我们怎么样了？我们的反应乃出于人的本性……而且是被预料到了的。前一天晚上，指挥官把我们集合起来，给我们做必要的布置。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通来客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