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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惊无险地下到一楼。走道里有几个四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看来腼腆却很执拗，拦在我前面，抓着裙摆不放手。我推开他们，态度和善但也很坚决，我告诉他们自己会呆在原地，但他们不可以靠近我。孩子们很惊奇的样子，大概是觉得我的要求古怪，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于毫无顾忌地纠缠大人。虽然不高兴，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走开了。其中一个孩子跑上台阶，进了房间。等他再出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老头，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年长的那个人问我：“你找谁？”

　　“神经坚强的人。”

　　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来吧。”

　　我们走进一个很旧的房子，几乎就是破败不堪。污浊的味道和厚厚的灰尘让人恶心。味道像是从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毯和靠垫上散发出来的，仿佛长时间没有抖过和晒过，在本地区这种情况可不多见。我强忍住厌恶，“舒舒服服”地在主人中间坐了下来。他们殷勤地递过一杯上好的薄荷茶，杯子颜色暗乎乎的让人生疑。

　　年长者继续刚才的问题：“坚强的神经，干什么用？”

　　“很简单，观察四周的氛围，一旦有什么变化就通知我。”

　　他们摇摇头，审视着我。我也在审视他们，只是没那么露骨。眼前的人看起来比最初那拨人显得坚强有力。但也更危险。慢慢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聊。关于他们自己，关于家庭和责任，特别提到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接下来话就多了，他们说起穿越沙漠的目的，说到告密，迫害，入狱，审问和酷刑。他们把伤疤展示给我看，其中一个的背上伤痕遍布。他的同伴告诉我：

　　“他嘛，比别人运气。”

　　这不是讽刺，而是真话。他有幸碰上了一个“好心的施刑人”，对方没有专拣一个地方下手直打到受刑人皮开肉绽深可见骨，而让受刑处分散在整个背部。这样伤痕虽多，但都在表皮，痛楚少了许多。

　　我懂这些。可当我看到和我说话的年纪稍轻者背上那三道纵横交叉的醒目伤口时，整个人还是楞住了。我坐在那里一阵恍惚，犹如置身恶梦。这种感觉是奇特的，因为所受过的训练本该让我对此无动于衷才是。可恰恰相反，我心里充满了悲悯，因为我深知在这些伤痕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痛苦，而同样的痛苦很可能再次降临到他们身上。是多愁善感，还是有所预感？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他，他从镜子里看着我，而那三道伤口仿佛长在我的背上。

　　我一定是在表情上有所流露，因为在场的人都在摇头叹息，好像在呼应我内心所想。

　　“被捕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没出卖战友。”

　　没有什么赞辞能够表彰他沉默的本领。这回轮到我以摇头来表态了。

　　我不敢用例行公事的方式询问他们的动机。不过我明白，如果不能向上级呈报这个环节，肯定是要挨骂的。我鼓起勇气，一边说一边考虑怎么把话说得委婉。还是选择了单刀直入：

　　“现在不得不向你们提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愚蠢，也不合时宜。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答案。或者说，我想知道在重大情况下你们的第一选择。”

　　对后一个策略我颇为得意。这样一来就不单是一个答案明摆在那儿的问题了，而是看看在众多的动机之中，他们先挑选什么。

　　问题提了。他们没有生气，也没表现出什么不快，自顾自地考虑，想找出一个比较智慧的答案。自然还是那个年长的人代表他们回答：

　　“意在融入民主进程的个体自由——由绝大多数同胞所定义的民主。”

　　这是我不能忘的一句话，他说的很慢，字斟句酌中仿佛蕴涵了某种乐趣，我听着却很刺耳。除了酸腐之气——用的词全是书面阿拉伯语，它对我来说还很含混。

　　不多想的话也就过去了，可我身不由己地要多想。我想弄明白这个隐隐约约不知所云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个体自由融不融入民主进程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不干脆建立一个以保护公民权力和自由为目的的民主体制就好呢？为什么要绕来绕去？

　　想破了脑袋，我总算想明白了。他们对一个民主社会的功能实在所知有限，故而习惯于迂回和让步。在他们，首要目标是个体自由，如果有可能，不妨再寻求一下自由的国家。显而易见：他们眼中的个人命运和群体是分离的。这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精神世界，在我，个体自由怎么可以不依托在社会自由之上。我琢磨着，好几分钟都一言未发，盯着地毯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