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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高强度的训练打掉我最初的抗拒，接着让我面对国家的现实和职责，把我强有力的反抗引导到恰当的地方，让我如鱼得水。好了，现在就剩下掏出诱饵，鱼儿自己来上钩了。

　　现在我正参与一个在规模和意义上都很重大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个动力。为此我迈过了新的关口。我开始考虑怎么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把“造反”的梦想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指挥官叫我过去确定下次出发的时间：

　　“乌里昨天晚上过来找我，郑重宣布的任务。他说了你很多好话。”

　　乌里？说我好话？我很吃惊，这可是新鲜事。

　　“真的吗？”

　　指挥官肯定地说：“当然。我当时也不敢相信。他说可以重用你。我对他说，你是个一旦有机会就会溜走的人，他却断言你有爱国心，会非常出色。努把力别叫他失望。乌里还说，用那些学院式的工作方法并不保险。你要随机应变：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千万不要犹疑不定，明白吗？”

　　“明白……”

　　我的指挥官最后说：“说到犹疑不定，乌里建议给你用‘Hadag ’1 这个化名。

　　这是一种深海鱼，游动的时候从不在海湾停留，但我也不太了解这东西。总之乌里有些想法在里面吧。”

　　他叹了口气把我送到门口，听天由命地耸耸肩，不过他和艾尔戴德的耸肩方式完全不同。

　　都走到过道里了，我还听见他在自言自语：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摊上这种疯狂的职业不说，还被起了这么个可笑的化名。”

　　顺利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在我马上就要去溜达的国家里建起一个自己的“中转”网络。这些“中转站”都是阿拉伯人开的，这些人出于民主理想，或者因为受到过于酷烈的暴政而和自己国家的独裁者作战。他们每天都以非法的勇气在战斗，但从不和以色列人合作。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依然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

　　在黎巴嫩，权力依靠腐败和武力来维系。人民在恐怖笼罩之下，尽力重建城市和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信任，到处都是叙利亚间谍，连国家警察也为他们工作。

　　那些有幸挤进公务员之列的黎巴嫩人并不吝于告发自己的同胞，他们时刻准备着从自己的职位里牟取最大好处，比如只要有人付钱就听之任之。总之他们对周遭一片萧条之中的一团乱麻根本无能为力，却心满意足地干些胡乱捕人的勾当，好显摆自己的权力扩大势力范围。数目可观的情报机构选择在黎巴嫩落脚，其中有一大半是欧洲国家的，都随时准备玩一把情报买卖。因为无需顾忌官方态度，各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难度大减，对我们也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准几个没搞清我们身份的恐怖组织，用钱收买若干头目，哪怕以后情况有变，损失的也只是钱。我逐渐和那些俗称“沙龙间谍”的人疏远了，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敌方有意假人之手散播的情报。

　　我开始接触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和下层军官，他们反而能帮我接近军队高层的真正实力人物。当然，这种危险系数也更大。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旅行很有些刺激性。我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要考虑现在，坏的现在或者好的现在，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而东方国家所特有的氛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这里几乎没什么时间概念。和西方奉秩序需要为社会准则大不相同，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人把汽车或者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当回事。我和这些很合拍，所以虽然身负重任还是感到轻松。

　　一次次“旅行”的压力是一种活命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命一点也不值钱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恐慌。他们从不把这种恐慌从外表和举止上流露出来，可是那些和你在市场上擦身而过的、迈着缓慢悠长步子的人，事实上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他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节制而不外露。即便是在谈论死亡——不，特别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微笑。 　　我对自己的伪装身份感觉良好，很快融入了他们的社会。我终于有了机会，能让自己奢侈地享受一次重返自我世界的久违感觉。和训练相比，实地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这自然也是多夫所要的效果。